陈丙丁在新书推介会上（孙莹摄） “我帮中国政府解决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同时也保住了赖昌星一条命，”加拿大侨领陈丙丁向凤凰网如是称。 71岁的陈丙丁，近日在国内出版一本名为《追求公平》的传记。该书从他在马来西亚出生开始，写他25岁到加拿大留学，后来当了律师，并担任“全加华人联会”执行主席18年。 中国历任驻多伦多总领事——从首任总领事夏仲成，到刚刚卸任的第九任总领事房利——都跟陈丙丁非常熟悉。“总领事馆每次大型活动，他都会出席，”房利回忆说。 尽管已是白发，戴着眼镜、穿着西装的陈丙丁看上去仍然精神不错。因其父亲也在马来西亚出生，他是第四代海外华侨，但从来没有在中国生活过的他，能说流利普通话，还能用中文写一些政论。 在专访中，陈丙丁透露了他给赖昌星引渡方案提供法律意见的一些细节，谈到贪官如果逃到加拿大，法律上如何追究。作为资深侨领，他曾在多伦多接待过多位出访加拿大的中国领导人，他说朱镕基给他的印象最为深刻；他也谈到1989年“敏感”时刻在多伦多接待万里委员长的场面。他回应了加拿大政府对华人“人头税”道歉一事引起的争议，还谈到他多年为中国官员提供专业培训。 曾给赖昌星引渡方案提供法律意见 “赖昌星在加拿大申请难民，当时中国驻加拿大的大使梅平知道我是资深律师，对加拿大移民法律非常熟悉，就来咨询我，问按照加拿大的移民法律，会怎么来处理？整个过程是怎么样的？法律的规定是什么样的？会有什么结果？因为加拿大和中国之间没有引渡协议，怎么样能够把赖昌星遣返回到中国？”陈丙丁告诉凤凰网。 “我就跟梅平大使分析，按照加拿大移民法，申请难民的条件是什么，移民局怎么样来处理？申请成功就会怎么样，失败之后会怎样。如果你最终的目的是要把赖昌星遣返回中国，中国政府必须做一件事，就是保证不判他死刑。为什么？因为加拿大没有死刑，加拿大的法律不允许把任何人从加拿大遣返回另一个国家，明知那个人可能面对死刑。” “中国要向加拿大政府做一个保证，说不会判这个人死刑。所以我跟梅平大使说，中国政府一定要做这个保证。加拿大的司法是独立的，尽管当时的总理跟中国非常友好，作为总理，他都没有能力也没有权力去影响法庭程序。” 陈丙丁说，梅平大使把他的意见返回到国内，中国就给加拿大政府发去一个照会，保证赖昌星回来不判他死刑。但赖昌星后来又申请了上诉，直到他上飞机的前一天，赖昌星的律师还到移民局去上诉，挑战中国政府的这个承诺，但是最终还是失败了。 “所以我的意见帮助解决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经过12年，赖昌星终于回到中国去，面对中国的司法，同时，也保住了赖昌星一条命。如果赖昌星是经过别的途径被遣返到中国去，可能就要面对死刑的判决。因为他的属下、那些跟他在一起的同犯很多被判死刑，他作为主犯，死刑判决是很可能的。所以我帮中国政府解决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同时也保住赖昌星一条命。” “贪官天堂”的加拿大：有可能把贪官和赃款追回中国吗? 因为中国和加拿大目前没有引渡协议，加拿大目前有个名声叫“贪官天堂”。对如何把贪官和赃款追回中国来，陈丙丁说，一种途径是“发现造假”。 “按照移民法，如果贪官在移民加拿大的过程中有造假，移民局可以取消他的移民资格，把他遣返中国。比如他是政府官员，却改装成一个做生意的，很多证件都是虚假的，一旦移民局查出来，光是这一点，就构成遣返他回中国的理由。” 陈丙丁说，也有一些贪官会自首。 “如果他是一个贪官，他在加拿大很难生存，他不能在阳光之下生活的，因为他身份作假，老是心理不安，睡觉睡得不踏实，吃饭也吃得不香，担心随时会暴露出来。他要面对法律的制裁。” “很多人就呼吁加拿大也要像澳大利亚一样，跟中国签个引渡的协议，互相配合，事情就简单一点。加拿大政府迟早会和中国签订引渡协议的，”陈丙丁说。 1989年曾在多伦多接待万里 现已85岁的中国首任驻多伦多总领事夏仲成，在陈丙丁的新书推介会上，回忆起1985年刚刚到多伦多上任的日子。 “在加拿大有份华人报纸，是台湾那边的人主办的，他们嘲笑我们这些刚刚到多伦多的中国官员，说我们‘面带菜色’——因为那时我们营养不好；说我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因为我们刚出国，很多地方不认识，都是成群结队活动。” 那时多伦多唐人街上弥漫的大多是粤语的声音。“他们管打电话叫‘打雷锋’，是telephone的粤式英语，”夏仲成很感激陈丙丁，每次活动都能为他做普通话翻译，协助他开展侨务工作。 夏仲成还提到1989年那次“敏感”的官员来访。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访问多伦多，是在1989年5月19日，当时国务院总理李鹏已经宣布北京市实施戒严，“国内外情况非常复杂”。海外华人中有一部分人希望能见到万里，要求他赶紧回国。 “当时多伦多华人团体联合总会负责组织万里委员长的欢迎宴会，我是宴会主席，”陈丙丁回忆说，当时来了很多媒体，都很关注万里的发言，以为万里会谈到一些意见。但结果万里说话非常简短，回避了国内当时的问题，没有就此发表什么意见。 欢迎宴会外面有人示威，宴会上的钢琴家还演奏马赛曲，结果被保安架出去了。 “当时外面有一群人来了，要求见万里委员长，递交请愿书。我们把他们劝阻，由我们把请愿书转交给万里代表团，”夏仲成说，这个过程中，陈丙丁担任主席的华联总会“做了很多工作”。 曾接待过多位领导人：对朱镕基印象最深刻 在担任“全加华人联会”执行主席的18年中，陈丙丁曾与多伦多华社同仁共同主持过接待中国历届领导人如朱镕基、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等的欢迎会。他说，自己印象最深的是朱镕基。 “1993年5月，中加外交关系有了突破，我们在多伦多组织千人宴会欢迎朱总理。朱总理记忆力过人。我们主桌有20位嘉宾，我向朱总理一一介绍了他们的职务和名字，包括国会议员、部长等等。朱总理开始讲话，不用看稿，直接就是尊敬的某某国会议员、某某部长……我吓了一跳，朱总理竟然都记住了。” 陈丙丁说，原来安排朱镕基总理参加活动的时间是20分钟，但最后却延长到一个小时。 虽然朱镕基有“铁面无私”的称号，大家都说他很严厉，但陈丙丁说他也有幽默的一面。 “我欢迎他的时候，他看到我胸上的名牌写着‘陈丙丁’，就问我：你哥哥是不是叫陈甲乙？” “朱总理在讲话中还鼓励加拿大的华人华侨到中国投资创业，说：‘我保证你们赚钱，如果你们不赚钱，你们可以来找我’。” 对话： 关于“人头税”的争议 旁白： “人头税”和“排华法案”，这是压在加拿大华人身上的两座“大山”。 1880年，加拿大铁路公司在广东省招聘1万多名华工，帮助修筑太平洋铁路。铁路建设过程中，超过4000华工丧生。铁路修成后，加拿大不再需要华人劳工，于是开始向要进入加拿大的华人收取50加元的人头税，后增至100元、500元。因此举未能彻底阻止华人进入，加拿大政府通过《1923年华人移民法案》（又称为“排华法”）。该法案在1947年被废除。 2006年，加拿大总理哈珀在国会正式就华人“人头税”道歉。 不过，在哈珀道歉之前，陈丙丁所率领的全加华人联会也曾与之前的自由党政府商讨“人头税”道歉和赔偿事宜。华人社会中有另一种声音，称陈丙丁等打算与政府签订的协议，要求政府设立社区基金，用于表扬、纪念和教育，没有包括个人赔偿。有人称，这是因为陈丙丁本人是1968年从马来西亚到加拿大，自己家人从未缴交过“人头税”，没有“切肤之痛”。 在此次专访中，陈丙丁回应了相关质疑。 凤凰网：你是1968年从马来西亚来到加拿大的，你的家人并没有付过“人头税”。你为什么如此热心推动此事平反呢？ 陈丙丁：虽然我的祖辈没有在加拿大纳过人头税，但是人头税针对的是华人这个群体。我们华人为加拿大这个国家的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修筑了太平洋铁路。如果这条铁路修不成，会对加拿大领土的统一造成很大的威胁。因为温哥华那边的人没有办法跟首都联系。他们说如果不修这个铁路的话，我们可能考虑加入美国。所以加拿大政府必须要修，可是一来没有财政费用，二来没有人力。最后从中国招了很多华工去了，牺牲了4000多人。完了之后，华人不受欢迎，叫你回去。其中一个手段就是征收“人头税”，进入加拿大要交50元，后来增加到100元，最后到500元。500元是什么概念？等于今天的几十万，只有华人得到这样的不公待遇。 对我个人来说，平反“人头税”是仗义的一种行为。我作为加拿大的一个社区领袖，回顾我们加拿大华人社会发展的过程，我们必须要把这个污点从历史上面消除。 凤凰网：你有没有跟缴交过人头税的这些人或者他们的子孙交流过？ 陈丙丁：老一辈纳过人头税的人，大部分人觉得是一种羞辱，不让子女知道。很多老一辈的华人都不想提这件事情。 但是后来我们鼓励大家，这个事情我们是理直气壮的，跟加拿大政府提出我们要平反。1991年，我们在多伦多召开全加拿大的华人代表大会，500多人代表280多个社团参加。我们经过三天民主公开讨论，认为确定要平反，而且讨论了一个平反方案。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加拿大政府在国会里面向我们华人道歉。一直到2006年，加拿大的哈珀总理在国会里才正式向所有华人道歉。 凤凰网：有资料说，在协商中的一个阶段，你们曾经跟加拿大政府协议说，只要设立社区基金，不需要道歉。 陈丙丁：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与政府交涉平反有一个过程。1991年代表大会之后，1992年在温哥华正式成立全加华人联会。它的任务是执行代表大会的议决案，与政府展开平反的交涉。最早和保守党的政府交涉，但是没有结果。到了2005年，当时的自由党政府明确表示要解决华人“人头税”平反的问题。因此我们和联邦政府展开了积极的交涉和谈判。双方终于达成了一个原则性的协议。我们在温哥华召开代表大会，在会上讨论了这份协议书的内容。这份协议里面包括设立社区基金，但是不包括个人赔偿。 关于道歉这个问题，协议书用“深切表示遗憾”的字眼，经过讨论，代表大会采纳了这份协议书。因此我代表全加华人联会与另外两个社团的代表和代表联邦政府的陈卓愉部长签署了这份协议书。当时的联邦政府之所以用“深切遗憾”，是因为政府顾虑：过去的事件是从前的政府行为，现任政府不能为以前的事道歉，担心正式道歉可能会引发无休止的诉讼。 全加华人联会经过商议，决定接受政府的条件。我们签署了一个原则性的协议，其中很重要一条，政府要拨款，最早的协议书里面是250万，后来我们再跟政府争取，政府同意增加到1250万。我们不主张把这笔钱给个人，虽然历史上人头税是个人缴交的，历史上有8万多人交过， 有大部分人已经去世了或回国，也没留下多少亲戚。所以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们主张用这笔拨款来抚慰华人所受到的创伤，立碑纪念，承认华人对加拿大的贡献，就是“承认、纪念、教育”，英文是Acknowledgement, Commeration and Education，简称“A、C、E”。 凤凰网：但不需要道歉？ 陈丙丁：关于道歉的问题，政府是说我们对于人头税还有排华法案表示深切的“遗憾”（regret）。这是框架性的，还有很多细节需要再去谈。我们当时认为就应该抓住这个机会，跟政府正式签这个协议。一个社区跟政府签订协议是很难得的，而且是在国会签的。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决定。 不过，紧接着的联邦大选结果，因为自由党政府倒台而未能执行。接任的总理哈珀在竞选期间承诺要道歉和对尚生存者支付若干抚恤金。其他政党也表示支持。2006年哈珀总理在国会正式道歉，曾缴交人头税的仍在世的人，给他一笔抚恤金，全加华人联会也赞同。虽然这不是我们最初的方案，我们还是认为原来跟自由党政府签署的协议，是有法律约束力的。所以你有一得一失，“得”是哈珀在国会里面做正式道歉，“失”是我们失去了一个社区整体跟政府签一个协议的机会。 为中国官员提供培训 凤凰网：资料上说，你创办的百探教育集团，对中国政府官员提供培训，十多年来为中国中央部委（教育部、财政部、监察部、国土资源部）进行培训。能否详细介绍一下？ 陈丙丁：中国政府有个中国外国专家局，专门负责中国政府官员在境外的培训。我们的学校叫多伦多国际学院，是外国专家局指定的培训基地，所以中国政府很多部委，或者是省市政府的官员如果是要来加拿大多伦多进行培训的话，多伦多国际学院是其中的一个可以提供培训的渠道。 培训主要是与加拿大政府相关的问题，如政治制度、社会保障、高等教育、司法制度、公务员制度、环保等领域。 凤凰网：通常这种培训是多长时间？ 陈丙丁：如果是经过中国外国专家局的话，一般的短期培训是三个星期。培训目的很明确。因此培训课程的设计是有针对性的。比如说税收的制度或者是加拿大公务员的制度是怎么样，加拿大是怎样培训法官、怎样培训律师，工会集体谈判等等；还有比如大学的科研是怎样做的，大学的财政是怎样解决的，大学的学生辅导是怎么做的，中小学校长的培训等等。总之，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当中面临的一些新的课题，他们想从加拿大取经。如果来多伦多的话，我们的课程非常适合他们，因为我们了解中国的国情，我们可以用中国官员能够理解的方式来跟他们介绍加拿大的相关制度，所以效率特别高，很受欢迎。 凤凰网：你很崇敬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陈丙丁：我是1968年从马来西亚到加拿大留学的。当时特鲁多刚刚上台，两年后加拿大就与中国建交了。1970年的中国还在文革期间，很混乱，但特鲁多却克服了美国的干预和阻挠，毅然与中国建交。 特鲁多倡导建立“公平社会”（just society），这也是我把自己这本书命名为“追求公平”的原因。他推动了英语、法语双语政策的立法，而对我们华人社会最为重要的是推行多元文化的政策和移民政策的开放。他完善全国施行的医疗保险制度，新宪法明确机会平等的原则。宪法明确规定各省财政平衡支付，让经济欠发达的省份保证能够分配到足够的税收，以支付省内各项社会福利的开支，保证人人机会平等的实施。他实行强硬的政策保证国家的统一。 凤凰网：你长期做移民律师，请问你对到加拿大移民的人有什么建议？ 陈丙丁：最重要是要入乡随俗。我见过很多新移民，把加拿大只是当成一个临时的住处，并没有看作家园。 （凤凰网：孙莹） （凤凰网版权稿件，转载请注明来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