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为什么说现在需要一场“大减税” 因税思源 我国实践也表明，只有减税让利于民，才能提高企业投资水平，提升企业家对未来发展的信心。民众拥有了更多的税后可支配收入，才会增强消费意愿。 近日，明星民营企业家蒋锡培的减税言论引发了较大舆论热议。这需要我们反思，为何政府近年来年年出台这么多减税降费政策，企业却总是感觉税收负担偏重。 民营企业税负过重 总体来说，我国的税负水平这几年呈下降趋势，从将近20%下降到2017年的17.5%。但民营企业的税负却异常繁重，一份对1990-2017年我国所有行业企业税负研究的报告显示，我国企业缴纳的各种税费支出，达到了实体经济税前利润的58%，远超企业净利润之和。 世界银行的营商报告称，2016年中国一个中等规模企业的总税率为67.3%，不仅远高于美国（43.8%）、日本（47.4%）等发达国家的税负水平，甚至超过印度的55.3%，比南非的28.9%高出了一倍多。 按照现行税法，一个月收入一万元的员工，企业每月需缴纳医疗、养老、失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三险一金”大约2250元，其中“三险（200元、800元和50元）”合计1050元左右，应缴纳个人所得税大约为320元。“三险”是个人所得税的两倍多。 “拉弗曲线”阐明了政府制定的税率（税负水平）和税收收入的关系。其基本原理就是，税率和税收收入在一定范围内是正相关关系，随着税率的提高税收收入逐渐提高。但高税率不一定带来高税收收入，低税率也能获得高收入。高税率会抑制投资者的积极性，一个政府存在“征税的禁区”，政府不能“杀鸡取卵”。而低税率会提高纳税遵从度，提高投资者的经济性，“放水养鱼”的结果是税基扩大进而有利于政府税收收入提高。 世界银行的实证研究表明，税收占GDP的比值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经济增长下降0.36个百分点。换句话说，总税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将导致逃税的概率提高三个百分点，而降低一个百分点，会增加大约3%的投资。此外，高税率也会大规模产生影子经济。 减税是必然趋势 深谙“拉弗曲线”原理的英、美等发达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便出台了以其为指导的供给学派减税措施，推动了第一轮的全球性税制改革。这轮减税有力地推动了全球企业投资与创新，使得全球经济获得了长期的平稳的发展。 如今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的21世纪，又是基于“拉弗曲线”原理，以大规模减税为特征的《减税与就业法案》再次引起了新一轮的全球减税浪潮。 美国的这次减税措施已经出现了两大效应：一是外溢效应，首先是英国、日本、德国、澳大利亚和韩国等发达国家，以及越南、印度和巴西等新兴国家都已经颁布或提出了削减本国公司所得税税率的措施，以吸引国际流动性生产要素资本和人才为特征的国际税收竞争空前的激烈。二是虹吸效应，美国减税后导致了大量的海外资本，特别是制造业的回流，改变了国际资本流动的国际趋势，其他国家则面临着资本外逃和人才外流的压力。 回顾我国改革开放的40年，我国政府正是利用减税等税收优惠手段吸引了大量的国际资本，这不仅解决了劳动力就业，而且在短时期内让我国获得了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改善了我国的国际收支，增加了外汇储备，发展了我国经济，使得我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壮大。如今，外资企业直接贡献的税收收入占到了我国税收收入的五分之一。 我国的实践也表明，只有减税让利于民，才能提高企业投资水平，提升企业家对未来发展的信心。民众拥有了更多的税后可支配收入，才会增强消费意愿。研究证实，我国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每降低一个百分点，投资增加6%左右，GDP增加4%左右。因此，减税能有效改变我国经济当前发展的投资和消费模式。 当然我国要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减税，首先要控制政府的支出规模，避免政府的越位和错位，真正让市场发挥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其次，要进一步清费正税，降低各种税的名义税率，以符合国际减税的大趋势，应对国际税收竞争的挑战。 □张文春（财税学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