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我与天安门擦肩而过——记抗战胜利阅兵预备队员 新华网北京9月5日电 （陈曦 王玉山）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莫过于我看见了天安门，却不得不止步相望。 这或许是这个世界上最坚韧的训练，他们与1．2万名受阅官兵一样，在2个多月中，做到了正步行进200米、齐步行进1000米动作不变形；车辆等速行进正负误差不超0．3秒，机群米秒不差。 这或许是世界上最刚毅的挺立，他们能在烈日下任由汗水肆意流淌，保持2小时的站立不动，在50摄氏度高温的驾驶舱内，依然挺直脊背，稳如磐石。 这或许是世界上最孤独的背影，一道无形的阅兵线，让数百名官兵只能将英姿飒爽的身影定格在训练场，让他们只能像千千万万的普通观众一样默默注视战友们昂首走过天安门。 天安门虽近在咫尺，却遥不可及。 因为在他们的信息中注明着两个特殊的字——“预备”。 成为预备是“突发事件” “感觉自己像被抛弃了一样，酸酸的。”三军仪仗队空军女预备队员季伟红说。第一次合练中，季伟红只能看着战友齐步前行。当战友们的背影渐渐变得模糊，她的心中是止不住的失落。 季伟红记得，几个月前，当她听到队长程诚对自己说，“你准备准备，去参加阅兵吧”，本能得回答了两个“是”后，瞬时感到有种“整个人飘起来的感觉”。 后勤保障方队预备车驾驶员崔建民也曾奇思妙想过，“希望自己有分身术，一个我驾着车威风地从天安门驶过，另一个我站在电视机前，指着荧屏里的自己向旁人炫耀‘看，那就是我’”。 与季伟红不同的是，崔建民曾是2009年国庆60周年阅兵的预备驾驶员。当再次成为“预备”时，他说，“比09年更坦然一些了”；当再次面对战友合练时，他说“比09年更平静一些了”，当再次把手中的车钥匙交给战友时，他说，“比09年递的更快一些了”。 然后，崔建民独自在车厢待了一上午，“其实那一刻真的很无奈，想躲开所有人。” 一位刚成为“预备”不久的战士，年仅19岁的他语气中还透着一股稚嫩，“可以不要写我的名字吗？我好好练还有可能上的，这是个突发事件”。心情还没有从此次“突发事件”平复下来的他解释到。 不肯放弃“最后的努力” “即使预备，也要做‘黄金预备’。”季伟红告诉自己，只有训练好，才能在有需要的时候顶上去。 身高1．75米的季伟红是方队中的“小个子”，这让她队列训练中遭遇了“麻烦”。 为了行进时排面的整齐，每一列中队员间的胳膊要相互顶住，两人的衣扣线间距要保证65公分。 由于身高、体型差异，胳膊撑开的角度不一。男队员夹紧臂肘相互顶住即可，而身材相对瘦小的女队员则需要将胳膊架开，才能达到65公分的要求。 胳膊撑的越开，手肘力量越小，“要更加使劲才能保持身体的稳定”，这意味着季伟红需要在体力上付出更多。 如果说季伟红靠的是“蛮力”，崔建民靠的则是“巧劲”。 阅兵要求车辆方队速度为100米／36秒，前后误差不超过0．15秒，“这跟平时开车一脚油门下去不一样。”崔建民说，“需要将脚保持弓形，借大脚趾的力量，轻轻点油门来控制速度。” 为了让训练时间多一些，崔建民会在睡觉时，把床沿想象成油门，将脚弯成弓形保持不动，大脚趾放在床沿上轻按，来练习力度与稳定性。“一开始只能坚持一两分钟，现在可以坚持10分钟脚不动了”。 对于像于双龙这样的预备飞行员来说，则需要“一专多能”。 正式队员由于位置固定，只需要掌握特定技术，而预备飞行员无法知晓将来自己要“备”在哪个位置上，这要求于双龙必须练熟编队所有飞机的位置、线路。 “预备，不意味着和正式队员有差异。”三军仪仗队总教练韩捷说，“他们能在有需要的时候顶上去。” 不上场也是成功 “我有这个能力”，于双龙说。 对于预备队员来说，他们必须具备在任何时刻、任何位置都顶得上去的能力。 “但最好我别上”。因为于双龙知道，他的上场就意味着有特殊情况发生。 崔建民是不愿意见到特殊情况发生的。因为他知道，这样的特殊情况“或许意味着我们方队任务会面临失败的威胁，也会给后续方队造成麻烦。”崔建民说他很纠结，受阅是他的梦想，却又不希望阅兵当天以“预备”的形式上场。 对于个人来说，走过天安门是一种荣誉；对于整个受阅方队来说，没有临时替换预备队员上场的情况，才意味着任务的圆满完成。 “如今已经不想回去了”，徒步方队预备队员孙英男说。 孙英男知道，如果自己成为正式队员，就意味着另一名战友要下来，“他又要经历一次痛苦，万一性格内向，会比我更难过的”。 现在，孙英男是享受预备队员身份的。 每次合练时，他都会帮排面的每名战友整理服装、帽子、弹夹，“他们自己看不到，我在一旁能看到”，每当听到战友们那声“谢谢，男哥”的时候，孙英男心里是满足的。 解读新闻热点、呈现敏感事件、更多独家分析，尽在凤凰网微信，扫描二维码免费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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