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9月24日，卢作孚在汉口航政局改良木船试航典礼上发表演讲。
民国时期的重庆朝天门码头，这里是宜昌大撤退的终点。 原标题：宜昌大撤退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可能是世界军事史上最为人所熟知的撤退行动，这次行动用9天时间把33万盟军撤至英吉利海峡对岸的英国。 其实，早在敦刻尔克大撤退发生前的1938年，地处长江三峡的中国江城宜昌已经上演了一出同样惊心动魄的大撤退，亲历这次撤退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称其为“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 与敦刻尔克类似，抢运了无数人员和物资的宜昌大撤退，保存了大后方建设的有生力量以及中国民族工业的元气，这些都成了中国抗战最终胜利的坚强后盾。不同的是，敦刻尔克依靠整个英国的力量、由军事部门指挥完成，而宜昌大撤退的指挥者，却是一位民营船运公司的实业家。 他就是被誉为“中国船王”的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主席谈到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时曾说过，实业界有四个人不能忘记，卢作孚就是其中之一。 阻塞的长江咽喉 1937年底，叶圣陶带着家眷从武汉乘船入川，船至宜昌，一时没有买到继续前行的船票，无处落脚，他和家人住进了江轮改成的旅店。夜宿江轮，叶圣陶有感而发：“对岸山如金字塔，泊江轮作旅人家。故宫古物兵工械，并逐迁流顿水涯。” 诗中“如金字塔”的山，是与宜昌一江之隔的磨基山。宜昌依长江北岸而建，站在宜昌中心城区的大公桥码头，抬头可见对岸江边依次排开的大小六座山峰，其中最高的一峰便是磨基山。 磨基山下游约2公里处的十三码头，是长江中上游的分界点。以此为分界，下游是江汉平原，水面开阔，流势缓慢，上游则是三峡高山，航道狭窄，滩多浪急。正因如此，1876年宜昌被辟为通商口岸后很长一段时间，这里都是长江轮船上行的终点。宜昌至重庆的航线开辟后，宜昌则成为重要的转运港，从下游驶来的轮船行至宜昌码头一律要停船，人和货物必须下船，换乘能穿越长江三峡和川江（宜昌以上的长江上游河段）航道的轮船，方可继续西行进入四川。宜昌江边甚至为此专门立了石碑：“川船至宜不下行，湘船至宜不上驶。”
上世纪40年代，长江三峡上的纤夫。 这一切，都让宜昌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长江咽喉”。可是，1937年底，这个关键的“咽喉”部位却逐渐开始阻塞。 1937年11月中旬，淞沪战场失利，南京形势严峻，国民政府公开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办公宣言》，并确定四川为战时大后方。一时之间，上海、南京等地的机关、团体、学校纷纷向后方撤退，长江上游的四川，是这支浩浩荡荡的人流迁移的方向。 宜昌市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史志专家朱复胜告诉记者：“当时的中国飞机少得可怜，公路运输因为汽车少、公路少，运量有限，铁路更是被日军炸得七零八落，因此，长江航道成了向西入川最重要的‘黄金水道’。” 向西的人流抵达武汉时，队伍中的设备、机械多了起来——那是几个月前淞沪会战爆发后，陆续从上海搬迁至武汉的兵工企业和工厂物资。可是，还没来得及在武汉松口气，这些企业、工厂的老板和员工们又要踏上西迁之路。 队伍中还有叶圣陶诗中的“故宫古物”。这些来自故宫博物院的文物，早在1933年就开始从北平南迁，陆续抵达南京。南京危急后，这些文物再次上路，其中数量最大的一批与人流西迁的路线一致，经武汉沿江入川。 1937年底，人流、工厂物资、故宫文物，源源不断地来到宜昌。所有西迁入川的人员和物资不得不在此下船，等待换乘能够穿越三峡航道的船舶。可人多船少，像叶圣陶那样等待7天就能购得船票的，已经算是幸运，很多人等上半个月都无法上船。 文物鉴定家吴瀛一家也在候船的人群中，吴瀛的女儿吴徕后来在《珍藏文物历难记》一书中这样回忆：“在上船的码头上，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幅让人绷紧心弦的‘逃难’场景，人山人海，扶老携幼，万头攒动，一望无边。前面的大驳船上，挤满着的人群黑压压一片，站在船边的更是不敢动弹，稍一不慎就会跌落在江水之中，蒙蒙秋雨无情落下，人多，伞难以撑开，不少人只好听凭雨淋。听说就是这样登船，不少人已熬了一两天……” 幸运地买到甲板票的老舍，登上船后看到的场景是，“仿佛全宜昌的人都上了船似的，不要说甲板上，连烟囱上面还有几十个难童呢……我必须到厕所去，但是在夜间三点钟，厕所外边还站着一排候补员呢……” 显然，主城区只有2平方公里的宜昌城，早已人满为患。到了1938年10月，国民政府下令放弃武汉时，向西涌入宜昌的人流更是达到顶峰。“当时仅有10万多人口的小县城，流动人口最多时猛增到50万。”朱复胜告诉记者。 和这些难民一起急需入川的，还有各种大型设备、器材和军工物资。据民生公司老员工周仁贵《在卢作孚先生身边工作的时候》一文的回忆：“那时，从宜昌一马路起，直到现在的十三码头止，沿河两岸都堆满了器材，仅有极少数装了箱，其余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赤裸裸的、乱七八糟地堆置在荒地上，你压我，我压你，已经全部生锈。而这些兵工器材、航空器材、轻重工业器材，约有八九万吨，可说是国家之宝——国家仅有的一点元气。” 八九万吨，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什么概念？研究宜昌大撤退二十余年的重庆民生公司（一般称为“新民生公司”）宜昌分公司原总经理郑新解释说：“当时宜昌与重庆间轮船的总运量，每个月不过六千吨，如果按部就班地运输，这些器材至少要运一年多。” 然而，此时的武汉已被国民政府放弃，宜昌与武汉的直线距离仅300公里，日军的飞机不停地飞临宜昌轰炸。谁也不知道，留给宜昌的抢运时间还有多少。一旦宜昌保不住，难民会遭日军屠戮，物资则很可能落入敌手，大后方的军事工业、民族工业要想重建，难度也将大大增加。 位于三峡入口处的宜昌，此刻成了关乎全中国命运的“咽喉”。而最要命的是，10月下旬的川江只剩下40天左右的中水期。40天后，长江上游就要进入长达4个多月的漫长枯水期。郑新介绍说：“枯水期与丰水期的水位相差足有20米，水位降低后大量处于深水中的礁石会进入浅水区，甚至成为明礁，这时不仅航行更加危险，而且稍大点的轮船都无法行驶，大型设备也就根本没法入川。”这就意味着，所有滞留人员和物资必须赶在40天内运完。 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落到了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身上。
抗战初期民生公司轮船抢运设备和人员入川。 临危受命 卢作孚，1893年出生于四川省合川县（今重庆市合川区）。幼年家境贫寒，全家仅靠父亲挑卖麻布维生，卢作孚小学毕业后便不得已辍学，但渴望知识又聪颖过人的他，不仅自学了数学、英语等，还先后编著了《应用数题新解》等多本教材。在自学过程中，卢作孚接触到孙中山的革命学说，深受影响。1910年，17岁的他加入了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这个年轻的同盟会员和四川的广大群众和罢课学生一起，为革命奔走呼号。 可惜，辛亥革命并未取得最终的成功，已经被革命启蒙的卢作孚决定只身前往上海，寻求救国真理。沪上之行使他逐渐认识到，要使民众觉醒，就必须广开教育，“教育救国”的思想由此形成。为此，卢作孚在四川做过教师，当过记者，并在四川军阀杨森的邀请下，开展过建设“新川南”和筹建成都通俗教育馆的教育试验。没想到，两次教育试验都在红火一阵后，最终因军阀混战无疾而终。挫折再次改变了卢作孚的想法，“纷乱的政治无可凭依”，如果缺乏雄厚的经济支撑，仅凭军阀支持来进行社会改革太无保障。他的思想开始从“教育救国”向“实业救国”转变。 1925年，怀着实业救国的理想，卢作孚和朋友一起在重庆创办了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靠着乡亲、朋友、地方士绅的支持，东挪西凑到8000元资本后，他亲自去上海订购了一艘载重仅70.5吨的浅水铁壳小轮船，开始了民生公司的航运之路。凭借废除买办制、提升服务水平、禁止船工向旅客索要小费等措施，民生公司很快成为长江航运界的一颗新星。 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川江，外国船只横行，在外国轮船公司的排挤下，力量分散的中国轮船公司经营萧条，一个接一个地破产倒闭。面对这种局面，卢作孚深感中国轮船公司只有结束各自为政的现状，化零为整，联合起来才能与外国轮船公司竞争。为此，1931年起，卢作孚开始联合、合并长江上游的各家轮船公司。到抗战爆发前，民生公司已经将大部分外国轮船公司的势力挤出了川江，当时颇具实力的美国捷江公司甚至在与民生公司的竞争中倒闭了。拥有46只轮船的民生公司，成了长江上游的航运龙头。而这些轮船和被誉为“中国船王”的卢作孚，也成了1938年10月宜昌的难民和物资入川的希望。 46艘轮船中，能够在川江行驶的有22艘。亲历了宜昌大撤退的民生公司老员工晏天锡之子晏承华告诉记者：“民生公司的很多轮船都是为川江量身打造的，马力大吃水浅。那时很多轮船公司主要走长江中下游，他们的轮船为减少阻力，底部结构是尖的，而民生公司走川江的船底部是平的，这种船吃水比较浅，加上大马力，才能在航道狭窄、滩多水急、暗礁林立的川江行驶。” 事实上，民生公司的这22艘船几乎是当时中国能够胜任川江运输的全部轮船，除此之外，只有两艘其他中国公司的轮船和几艘外国轮船。 然而，即便是这22艘轮船，也差点未能幸存。几个月前，为阻止敌舰沿长江西上进犯，国民党军政当局决定沉船阻敌，命令各轮船公司都把船开到武汉下游田家镇附近沉没，以封锁航道，民生公司也接到了命令。但卢作孚深知，能在长江上游航行的船不多，一旦予以凿沉，必将严重损害川江航运，战时的撤退工作及未来大后方的运输将无法进行。他坚决要求把民生这批能走川江的船保留下来。经过再三周旋，这批船最终保了下来。1938年8月，国民党军政当局选择用新造的钢筋水泥船沉入江底。 船保下来了，卢作孚肩上的担子却一点都没有减轻。早在这年1月，他已经被任命为交通部次长，主管战时水陆运输事务。卢作孚本身对做官并无兴趣，1926年四川军阀杨森许诺出每月500大洋的薪酬请他出任万县市政佐办，他丝毫不为所动。1937年抗战前夕，国民政府曾请他担任交通部次长，也被其婉拒。抗战全面爆发后，面对战时水陆交通运输的重任，熟悉长江航运的卢作孚这才接受了任命。 朱复胜告诉记者，广义的宜昌大撤退从1937年下半年就已开始，一直持续到宜昌沦陷前夕，人们听说最多的“40天大撤退”，只是这次撤退中最高峰的一段。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也早已开始了对战时大撤退的准备工作。 1937年夏天，卢作孚正准备赴欧洲考察，卢沟桥事变爆发，他当即放弃了去欧洲的打算，并电告民生公司全体职工：“民生公司应首先动员起来参加这场战争！”“一切工作迅速地转移到战争的轨道上来，以满足战时运输的紧迫需要！” 那时，卢作孚就意识到储备运输燃料、轮船配件的重要。他动员公司各地的机构和人员，从香港、广州和长江沿岸尽力采购，总共购得柴油4000多吨，各种五金钢材2000多吨。后来宜昌大撤退最紧张的40天中，所需的柴油几乎全都来自这些储备。 一边忙着储备运输，一边已开始抢运物资。1937年冬，民生公司调派“民元”等轮船，抢运在南京、芜湖等地的兵工器材到重庆。12月15日，民生公司与兵工署签订抢运汉口军工器材的合同，调派“民本”等6轮，担任汉宜段抢运；又调派“民主”等6轮，担任宜昌重庆段抢运，两个月时间抢运撤退物资12900余吨。 及至担任交通部次长，卢作孚更是迅速集中船只，召集兵工署、经济部、资源委员会以及各航运公司，研究抢运办法。而其中最艰难的一役，莫过于1938年10月开始的40天大撤退。 三段航行法 1938年10月23日，卢作孚飞抵宜昌。当他来到怀远路的民生宜昌分公司，看到的是混乱和拥塞。后来他在《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民生实业公司》一文中这样回忆： 全中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完全交付在这里了，遍街皆是人员，满地皆是器材，人心非常恐慌……各轮船公司从大门起，直到每一个办公室止，都塞满了交涉的人们。所有各公司办理运输的职员，都用全力办理交涉，没有时间去办运输了。管理运输的机关，责骂轮船公司，争运器材的人员，复相互责骂。 所谓“交涉”，是指托人、说情、拉关系，目的只有一个，希望能够早日买到船票。据朱复胜介绍，当时一些武装押运货物的军官气势汹汹，甚至有人掏出手枪威胁要船。时任经济部工矿调整处业务组组长的林继庸在上世纪80年代的访谈中也曾提到，为了杜绝各机关抢船，当时驻宜昌的鄂湘川黔边区绥靖公署甚至下令“凡抢船者予以就地枪决”，并且“杀数人示警”，还派了宪兵维持秩序。 如此混乱的秩序，无疑更加剧了运输效率的低下。面对乱局，卢作孚只对那些争吵不休的各单位负责人说了一句话：“请回去！所有的人都明天见！”接着，他赶往江边，查看沿江两岸遍地堆放着的设备和器材，登上各轮船检查舱位和轮机状况。随后，回到民生宜昌分公司，立即召集各轮船公司的负责人、各轮船的驾引人员和宜昌港内的技术人员彻夜开会，商讨办法。 一夜无眠后，卢作孚和工作人员酝酿出了一份紧急运输计划。10月24日早上，他首先向大家表示，有把握在40天内把拥塞在宜昌的物资和人员运完，但要求各单位必须服从命令听指挥。此话一出，会场上的人都热烈狂呼，有人甚至激动得流泪。 卢作孚紧接着说，他本人亲自掌控运输计划，分配各个交运单位的运输吨位。各单位根据分到的吨位，将自己的设备器材分出轻重缓急，重要的器材，配合成套，首先启运，不重要的另行安排，实在来不及运走的甚至准备放弃。至于什么单位的人员、物资何时由何轮船运输，全部由卢作孚亲自分配。他还特别强调，各单位人员、物资的运转顺序一旦排定，必须坚决执行，绝不允许提前加塞，否则挪后装运。 不过，只是强调运输秩序，40天内还是无法完成如此之大的运输量，卢作孚计划中最关键的法宝是“三段航行”。这个办法并非一时兴起，而是来源于民生公司1937年初的创新。 朱复胜介绍说，1937年初，长江上游遇到了数十年来不曾有过的江水大落，水位过低，以致中外轮船公司都不得不停航，民生公司行驶川江的船最多，若停航几个月，受到的影响将尤其严重。与此同时，1936年刚刚遭遇一次大旱灾的四川，也急需省外粮食的救济。 为此，卢作孚与民生公司的技术人员反复研究，并组织一个驾驶考察团前往三峡各险滩进行实地考察，最终研究出了三段航行法——将宜昌与重庆间的航线分成三段：宜昌至庙河为第一段，这段河道狭窄，必须用小船行驶，就调120英尺以下的“民福”等轮行驶；庙河至万县为第二段，险滩甚多，所以派马力强大的“民主”等轮行驶；万县至重庆为第三段，此段浅滩最多，就安排吃水相对更浅的轮船。如此，每一艘船无法独立完成的宜渝航道，便可以采用不同船只接力航行的方式完成，虽然运输成本高了，但总算使枯水期的交通不致中断。 如今，卢作孚就将三段航行的经验，灵活地用在了宜昌大撤退的计划中。他演示了自己的计划：从宜昌到重庆，上水航行需要4天，下水航行需要2天，加上装货卸货，来回一趟至少要一周。为了加速宜昌的人员和物资撤离，可将宜昌与重庆的航道进行分段，最重要和最不易装卸的笨重设备由宜昌直接运到重庆；次要的、较轻的设备就缩短一半航程，运到万县就卸下，交由其他轮船转运；更轻、更不紧要的物资，则再缩短航程，只运到奉节、巫山或巴东，甚至只运进三峡即卸下，留待以后再转运。 “这样一来，宜渝航程一下子就缩短了一半甚至一多半，航程最短的船只甚至可以做到朝发夕至，这就大大加快了宜昌的船只周转。而运离宜昌的人员和物资，只要进入三峡大门，有了高山峡谷为屏障，也就相对安全了。”朱复胜说，最初一些单位和人员并不理解三段航行，但后来亲眼看到船只周转速度加快，都对这个计划越来越信服。 就这样，乱哄哄的宜昌码头，终于逐渐恢复了秩序。战时运输最紧张的40天，正式拉开了帷幕。 最紧张的40天 10月24日早上，第一艘满载人员和物资的轮船缓缓驶出了宜昌港。船上有急需抢运的物资，还有几百名无家可归的难童——他们由战时儿童保育会在各地收容后，辗转来到宜昌。卢作孚亲自护送这些难童上船后，随着轮船的汽笛声响起，孩子们趴在栏杆上放声高歌，挥手向岸上的人群告别。 紧张有序的抢运，伴随着稚嫩的歌声开始了。从这天起，包括民生公司的22只船在内的24艘轮船开始不停地往返于宜昌与长江上游各港口之间，民生公司的员工几乎全天候地投入了这场战斗。 今天的长江上游，高峡出平湖，早已成为千里通衢，进出三峡的轮船昼夜不息。八十年前，“川江不夜航”却是所有船只奉行的金科玉律，民生公司的船也不例外。但夜晚的时间也不能闲着，卢作孚要求各船利用夜间装卸，白天则尽量加快航行。 于是，繁忙的宜昌码头，每天早上总有六七艘船开出，船上的货物，早在前一天夜里已经装载完毕。每天下午至傍晚，总有五六艘船从上游开回，紧接着，便是夜幕中争分夺秒地装货。1938年在民生宜昌公司任主管会计的王廷琳曾回忆，夜里照明没有电灯，就用煤气灯，工人们彻夜赶工，煤气灯的需求量太大，就连宜昌专门供应煤气灯的公司都供应不上了。 对于这段抢运，卢作孚也曾有过生动的描述： 当轮船刚要抵码头的时候，仓口盖子早已揭开，窗门早已拉开，起重机的长臂早已举起，两岸的器材早已装在驳船上了，拖头已靠近驳船，轮船刚抛了锚，驳船即已被拖到轮船边，开始紧张地装货。两岸照耀着下货的灯光，船上照耀着装货的灯光，彻夜映在江上。岸上数人或数十人一队，抬着沉重的机器，不断地歌唱。拖头往来的汽笛，不断地鸣叫。轮船上起重机的牙齿，不断地呼号。所有这些，配合成了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写出了动员起来的中国人反抗敌人的力量。 朱复胜介绍说，旧时宜昌港水浅沙多，轮船都不能贴岸停靠，只能在江心抛锚，客货上下轮船则要依靠小木船或驳船转送，俗称“递漂”。卢作孚回忆中的“驳船”，就是将物资从岸边运送到江心轮船上的转送工具。为了充分利用每一分钟，他要求准备运载的器材必须在轮船抵达前一个小时装到驳船上，以便于轮船到港就能迅速装货；若提前一个小时没准备好，哪怕只差几十吨，也不装这批器材，而先装其他机关已备好的东西。 此外，卢作孚还通过改进机械和通讯设备，加快运输效率。比如，民生公司轮船上的起重吊杆最大负载量原来只有17吨，而西迁的设备中有的重达30吨。他就带领职工们一起加班加点，终于设计出了负载30余吨的吊杆，安装在“民乐”轮上，专门起吊重型机器。又如，民生公司的轮船中原本只有10艘安装有无线电台，没有电台的轮船只能依靠旗语、灯语及鸣笛等传统方式与其他轮船及各码头联络。为了适应抢运的紧急需要，卢作孚提出在轮船和川江沿岸的各码头、港口增设无线电台。当时重庆市场上买不到电台，他就鼓励职工自行研制，最后成功地增加了十余台电台，大大增加了调度指挥和抢运的效率。 物资运输有条不紊，对于亟待入川的人流，卢作孚也有应急措施。民生公司制订的《非常时期客运救济办法》规定，所有旅客一律按照抵达宜昌的先后顺序登记，依次购票上船；将所有舱位全都改成座票，平日可以睡1人的铺位，改成座票后就可以坐5人，大大增加了客运量；对于公教人员实行半价优惠，对于孤儿难童则完全免费。 大撤退的日日夜夜，卢作孚始终在一线亲自指挥。他的次子卢国纪在《我的父亲卢作孚》一书中这样回忆：“他的指挥中心设在怀远路民生公司宜昌分公司的二楼上，在这里，收发报机一天24小时响个不停；从上游各港口和各轮船发来的电讯日夜不断……他对长江上游全线的运输情况了如指掌，他知道每一小时有多少吨物资正在被运走和什么船在运它们，知道每一只船什么时候航行在什么地方，知道哪一些物资正在哪一个港口卸货，知道哪一些单位的物资正在装上驳船……” 但卢作孚不只是整体指挥和调度，他还喜欢在深夜时分去江边码头和船上检查货物装运情况。周仁贵记得，卢作孚经常穿着粗布衣服去装运现场，“遇到困难问题，立即就地解决，装卸工人、船员看见卢先生不辞辛苦，深夜到河下关心他们工作，深受感动，干劲倍增……”因为穿着太过朴素，有一次，一位报关行的工作人员不认识卢作孚，在他面前指手画脚，没有礼貌，卢作孚也只是一笑置之，毫不计较。 如此苦战40天后，1938年12月初，当江水水位低落时，曾经混乱不堪的宜昌城已经安静了许多，拥塞在宜昌的3万多名待运人员早已运完，九万多吨器材也运走了三分之二。又过了20天，剩余的三分之一器材也消失了，卢作孚回忆：“原来南北两岸各码头遍地堆满器材……不知到哪里去了，两岸萧条，仅有若干零碎废铁抛在地面了。” 宜昌大撤退中最紧张的一幕终于结束了。事后统计发现，10月24日至12月初的运输量，竟相当于民生公司1936年全年的运量。 “努力去做一员战士” 最紧张的40天抢运完成后，宜昌的撤退仍在继续。事实上，直到宜昌失守，民生公司的员工还在冒着日军的炮火维持前线与后方的交通生命线。 1939年9月，日寇兵分三路进犯长沙，湘桂局势告急。湘桂兵工厂的第1厂、第2厂、第41厂共计3万吨器材以及兵工署的2000吨机材紧急运到宜昌，由民生公司派船抢运入川。1940年上半年，民生公司又从宜昌抢运了1.6万吨器材到大后方。 这一年6月，宜昌失守，但在接近日军阵地的平善坝、南沱、三斗坪一带，还有一部分兵工器材尚未来得及运走，其中的平善坝距离宜昌城仅20多公里。这时，卢作孚亲自率船前往平善坝抢运物资，每天傍晚开去，连夜装船，待天刚蒙蒙亮就开走。不久，终于把这一带的2.48万吨兵工器材抢运到了安全地带。 卢作孚用行动践行了抗战爆发时他对公司职工说的话：“我们虽然不能到前方去执干戈以卫社稷，拿起武器打敌人，当尽本身职责，努力去做一员战士，以增强抗战力量。”而在他的动员和影响下，民生公司的职工乃至川江沿岸的船工、纤夫，人人都成了宜昌大撤退乃至整个抗战时期的“战士”。 民生公司老员工晏天锡就是这样一名“战士”。他的儿子晏承华告诉记者，父亲常年跑川江航线，1938年日军开始轰炸宜昌时，母亲带着家人住在重庆，她一直希望父亲不要再从事这么危险的船上工作，每次到码头送父亲上船，总担心这是不是就是最后一次见面。父亲却从来没有放弃，一次次死里逃生中，他甚至已经习惯了炸弹的声音。 1943年，晏天锡所在的“民俭”轮到宜昌前线抢运伤兵和物资，航行至三斗坪太平梁时，突然遭到日机的轰炸，一时全船震动，弹片横飞。正在轮船底层负责大轮机的晏天锡看不到外面的情况，只听到了轰炸声，但他的第一反应是轮机负责全船的动力，一定不能出问题，就一直在船舱内忙碌，确保轮机的油门、温度合适，直到一位同事匆匆跑来叫他逃命，他才停止工作。跑出舱一看，才发现凭借最后的动力勉强靠岸的“民俭”轮马上就要沉了。谈起往事，晏承华至今唏嘘不已：“太险了，父亲不会游泳，又在船的底部工作，船一旦沉了，他肯定活不了……” 晏天锡幸运地死里逃生了，但并非所有的人都是幸运的。整个抗战期间，除了被敌机炸沉、炸伤的轮船外，民生公司共有116人牺牲，61人伤残。为战时交通付出生命的116人的名字，如今镌刻在大公桥码头的宜昌大撤退纪念雕塑上。在这份纪念雕塑英名录的末尾，还刻着一句话：以上是民生实业公司有记载的名单，还有其他公司员工和宜昌民众牺牲者无法记载，以此垂悼。 “无法记载”者，人数最多的就是同样忙碌在川江航道上的码头工人、木船船夫和纤夫。码头工人主要是装卸工，木船船夫和纤夫，则是宜昌大撤退期间另一支独特的运输队伍。 据朱复胜介绍，为增加运力，卢作孚曾紧急征集川江沿岸各县的2000余艘木船参加抢运，“大部分木船没有动力系统，主要靠帆和人工划桨前进，遇到险滩就得有纤夫拉纤才能过去。以一艘载重1.5吨的木船为例，至少需要船夫十余人，纤夫30人，那么2000余艘木船的船夫和纤夫得有几万人。” 当时主要负责民营厂矿西迁的林继庸，曾就木船与纤夫的艰难留下这样的记录：“木船编成各组上行，每组由四艘至七艘编成，沿途协助。遇滩时各船上之纤夫合力牵一船过滩，依次以及他船……百余二百个纤夫迎着锋利而寒冷的江风，汗流浃背，血向上沸，口嘘着热腾腾的气，同声嚷着成调不成调短促而苦痛的歌声，一行人众佝偻着，体向前倾，背高于顶，合力往前拉，半小时的挣扎，往往不能前进半尺。”而根据朱复胜的研究，不仅是纤夫，遇到险滩时，船上的乘客有时也得帮忙拉纤。他告诉记者，大撤退期间，剧作家曹禺随着南京的戏剧专科学校西迁，和一批师生一起乘坐三条大木船入川，船走不动时，曹禺也和纤夫们一起弯着腰拉纤，一边拉一边还给学生们鼓劲。 八十年过去了，那些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在川江艰难前进的船夫和纤夫，不曾留下一个名字，但这些无名“战士”们在宜昌大撤退中留下的功绩难以磨灭：木船在宜昌转运的轻件器材和设备，占了高峰时期抢运总量的三分之一，规模之大，前所未有。
宜昌大撤退纪念雕塑。 中国工业的命脉 1940年5月，日军集结重兵向宜昌发动进攻，张自忠率部从右翼打击进犯的日军主力，日军调集部队折回反扑，经过七八天的苦战，张自忠部减员甚重，弹尽粮绝，最终于5月16日壮烈捐躯。 一个月后的6月12日，宜昌失守。 不过，当日军进入这座鄂西重镇时，看到的却是一座空城。面对空空如也的宜昌城，日本军事专家在战后曾检讨：“汉口失陷时，重庆政权先将东部的工厂设备暂时运至宜昌，然后用了很长时间以小型船只运往重庆，建设长期抗战的基础。”他们甚至追悔莫及地做了一个假设，“假定在昭和13年（1938年）攻占武汉作战时，同时攻占宜昌，其战略价值就更大了。” 日本侵略者为何没有在攻占武汉后立即攻打宜昌？朱复胜认为，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日本天皇的犹豫；另一方面则是兵力的限制，日军要全力攻打长沙，以便尽快打通京广线，因此对于宜昌只是派遣空军频繁轰炸。 日军的作战计划不可能为当时的中国所知，但无论如何，阻塞不堪的宜昌总算获得了更多的抢运时间。截至宜昌沦陷前，民生公司从宜昌转运的部队、伤兵、难民等人员达150余万，货物多达100余万吨，其中包括2万吨空军器材和广东炮厂的物资。 150余万人中，不乏工程、兵工、机械、造船、纺织、化工等各行各业的科学技术人员，教育、文化等各领域的人才以及学生、难童等，他们入川后，成了大后方各条战线的有生力量和后备人才。 多达100余万吨的物资则很快在西南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工业区，尤其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兵工、炼钢等行业的综合性工业区，构成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根据国民政府经济部的调查，途经宜昌紧急抢运入川的兵工厂和民营企业，在大后方的工业生产能力，仅军用品一项，“每月即可制造手榴弹30万枚，迫击炮弹7万枚，各式炸弹炮弹引信7万枚，飞机炸弹6千枚，机枪零件千套，大小圆锹30万把，十字镐20余万把，地雷引信千余个，军用纽扣500万个，以及陆军测量仪器、军用炮表、子弹机等。”第二历史档案馆的统计则表明，抗战期间全国械弹有三分之二是在重庆制造的。 宜昌大撤退之后一年多，法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发生了。这次世界军事史上规模最大的撤退行动，用9天时间把33万盟军撤至英吉利海峡对岸的英国，成为盟军最终走向胜利的关键转折。由此，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将宜昌大撤退称为“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但在朱复胜看来，宜昌大撤退甚至比敦刻尔克的撤退更加艰难，敦刻尔克依靠整个英国的力量、由军事部门指挥完成，而宜昌大撤退的主力，却是实业家卢作孚和他的民营船运公司。 1945年，抗战胜利，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因为抗战期间的贡献，多次受到国民政府的嘉奖。 1949年，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卢作孚应周恩来的邀请于1950年6月出席了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并被补选为第一届政协委员。随后，卢作孚又向周总理提出，通过“公私合营”的办法将民生公司交给国家。孰料，1952年初，卢作孚竟不幸逝世了，终年仅59岁。得知消息后，毛主席、周总理都深感悼惜，毛主席曾说：“卢作孚先生要是不死，他要负责的工作要大得多啊。” 1980年，中共四川省委为卢作孚先生作出结论:“卢作孚为人民做过许多好事，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而卢作孚创办的民生公司在交给国家后，也于1984年重新组建，如今已经成长为一家既有江运又有海运及综合物流的大型企业集团，重庆和宜昌人一般称之为“新民生公司”。 十年前的2008年，宜昌大撤退70周年时，宜昌大撤退纪念园在大公桥码头落成。巨大的纪念雕塑矗立江边，雕塑上的一组数字“1938”“10”“11”，铭记着那场大撤退从1938年10月到11月的最高峰时期；雕塑上的花岗岩浮雕，则定格着工人们日夜忙碌、纤夫们拉船过险滩的历史画面。在这里，每年清明节纪念卢作孚、纪念大撤退的活动，已经成了宜昌市民从来不会忘记的惯例。 |
